努力探索使得中國經濟能良性循環的增長方式，利用全球化環境去“創造”更多的財富，“管理”好更多的財富，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我們要學會發揮企業和行會的力量，化解貿易摩擦等外部壓力，而不能過于樂觀地認為自己的產業結構和金融體系今天已經足夠強大，乃至完全能夠承受像美國政府所建議的那樣開放金融市場或市場化匯率機制所帶來任何可能的巨大沖擊。
    美國商務部24日做出終裁，以中國油井管存在補貼為由宣稱將對相關產品實施10.36％至15.78％的反補貼關稅制裁。該案涉及金額約27億美元，是迄今為止美對華貿易制裁的最大一案。聯想奧巴馬訪華之際，雖然沒有明提人民幣升值和金融市場開放等對美國將產生實質性利益的這兩大敏感的建議，但是，從奧巴馬“柔軟”的市場機制應該加快的訴求中，以及從最近越來越抬頭的美國國內保守勢力所采取的“強硬”的制裁行為中，我們都能看出美國似乎“軟硬兼施”，想建立一個比在當年倒逼日元升值過程中更為強烈的做法：那就是只要你匯率不調整，就不斷對你制裁，堂而皇之地搭你財富的“便車”（美其名曰“國際收支均衡調整”），直到你作出讓步為止！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只要人民幣匯率機制沒有完全市場化，只要中國金融體系對外開放的程度緩慢，那么國內外資本市場也一直會利用“人民幣匯率”、“熱錢進出”等題材來大做文章。比如，在像今天這樣貿易摩擦激烈的時候、或在歐美主導的國際峰會和論壇召開之際，或在歐美高層和中國領導人舉行正式會晤的前后、甚至在歐美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變化的時刻等，資本市場常常會出現過度的反應。但是，中國政府從來沒有、也沒有必要僅僅在外壓（尤其是政治壓力）下面 “讓步”。事實上，人民幣匯率調整與否，主要受到以下幾個來自于國內自身因素的影響：
    比如中國企業的出口表現。在現階段“多條腿”走路的復蘇戰略指導下，如果出口還是沒有出現穩定而強勁的增長，要使人民幣出現能夠改變中國貿易順差那樣的增值幅度幾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外匯占款問題。如果它嚴重到像2007年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那樣因為通脹壓力無法通過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加以克服的話，通過增值來減少人民幣需求的壓力是完全有可能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前些日子熱錢大量流入增加了外匯占款規模，政府通過加強外匯和資本管理來減少壓力，目前看來已有初步成果。否則，人民幣增值就變得沒有懸念了。再比如人民幣增值的預期。往往中美貿易摩擦升溫、歐美政府施加人民幣增值壓力、中國通脹水平和外匯儲備規模同時增加時，人民幣增值預期最強烈。所以，中國政府面對外壓的表態和行動以及對物價水平控制的能力，都會減少增值壓力。這兩天市場并沒有延續人民幣增值題材的行情，就是因為奧巴馬訪華之際中國政府所表現出來的鮮明和強硬的態度。當然還有美元的走勢。如果美元與其他主要貨幣出現持續性大幅度貶值，人民幣“低估”的特征就會被不斷放大。無視它會加劇外匯占款，正視它會消除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所以，在這種狀況下，中國政府更多的是希望美國負起穩定國際金融市場的責任。其他國家如果能夠理解，歐美能夠配合，那么人民幣增值的壓力就會少些，否則也會產生倒逼人民幣增值的效果。
不管怎樣，要想擺脫人民幣增值的內部壓力，只有改變產業結構和發展金融體系才行。我們看到，中國政府目前正在以下幾個方面不斷付諸行動、努力在探索“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良性循環”的有效機制：
    首先，通過“做強金融”來提高民族整體的“自主創新”能力，從而改變因為缺少強大研發能力、自主品牌、國際認可的專*，而使我們在國際商務中無法爭取到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定價權”、“談判的主動權”和“貨幣主導權”這樣尷尬的局面。其實，旨在扶持和培育高增長高附加值企業的“創業板”，就是想強化自主創新，以此推動產業結構逐步升級，打造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
    其次，通過“做強金融”，爭取提高我們管理財富的主動權和專業化能力。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最終目標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就充分體現了“金融發展為產業資本和個人財富提供可持續和穩定的增長源泉”這一大國的發展戰略。盡管這個目標 “任重道遠”，但目前中國政府正盡力通過參與或推動更廣范圍的國際金融合作，來彌補“單薄的金融力量”的缺陷。
    其三，通過“做強金融”，讓我們的投資團隊和優質企業“走出去”，以提高中國外匯儲備的利用效率。因此，如何使用和管理好我們的美元外匯儲備、保證我們有效的技術引進和生產資源穩定的供給，從而為我們企業的做強和大眾消費質量的提高貢獻力量，這可能也是當前“做強金融”所需要考慮的最緊迫的課題之一。
    總之，利用全球化環境去“創造”更多的財富，“管理”好更多的財富，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我們要學會發揮企業和行會的力量，去化解貿易摩擦等外部壓力，而不能過于樂觀地認為自己的產業結構和金融體系今天已經足夠強大乃至完全能夠承受像美國政府所建議的那樣開放金融市場或市場化匯率機制所帶來任何可能的巨大沖擊。